试分析《围城》中方鸿渐的人物特点并谈谈他对你的启示

试分析《围城》中方鸿渐的人物特点并谈谈他对你的启示
【正确答案】:方鸿渐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英雄”亦即反英雄或非英雄形象,这种病态人格是现代文明病态发展的必然产物。
(1)他的性格的最大弱点是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因而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发自本性的怯懦、迷惘和盲动性。他心地善良,而且不乏聪明才智,但惟独缺乏那些对人生来说是最根本性的东西。当他面对苏文纨铺天盖地的情网却“没有快刀斩乱丝的勇气”时,“他渐渐明白自己是个西洋人所谓'道义上的懦夫'”。他和唐晓芙决绝之后,为了摆脱痛苦而贸然应聘去三闾大学,但很快又后悔了。这时作者把他那种缺乏理性和勇气而进退失据的迷惘心理,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一个怯懦无力的人在那个残酷的世界上当然不至于作恶,但也不可能有什么劝善惩恶的英雄之行,甚至于反而会把自己搞到无立身之地的地步。对社会和他人来说,他是一个多余的、无用的人: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
(2)面对复杂矛盾而又非理性可以把握的现代社会,方鸿渐这个现代人有一种铭心刻骨的孤独感、绝望感、失落感和荒谬感。在失去信仰和理想之后,在抛弃了进步和目的观念之后,现代人痛苦地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非理性的不可理喩的世界之上,过着一种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价值、没有前途的荒诞人生。他们本身既不隶属于一个神圣的范畴,甚且不容于世俗关系和现实社会——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对他们来说完全成了一个异己的存在,他人则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从而他们就被迫不断地与社会关系和现实人生疏离、脱节,最终一个个变成了孤独无靠和空无所有的存在,于是人生的孤独感、失落感、绝望感和荒诞感便油然而生。
作为一个现代人,方鸿渐既不具备古代英雄的理想和力量,也不具有海明威式的硬汉的刚强和毅力。他无法以个人之力解决社会矛盾,当然也就无法消除自身的内在矛盾而给自己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他的人生只能是而且永远是如他所说的在困境中凭本能来盲目地“碰碰运气”而己。在行动之前已预先“不存奢望”而准备着失败,甚至“抱最大决意来悲观”,已成为方鸿渐的习惯心理,他不具备鲁迅所张扬的那种没有前提、不计成败的战斗勇气——“绝望的抗战”的勇气。因此,他所谓的不顾整个人生的荒诞和虚无而坚持个人自为的人生主张,对他自己来说只不过是一句漂亮的空话。
(3)这就触及方鸿源的另一个性格特点——思想大于行动和行动的延宕性。这也难怪,作为一个现代“英雄”,方鸿渐虽然确信人有行动的必要,但他对个人行动必要性的确信中又交织着对整个人生荒谬性的确信。这样一来方鸿渐就陷入一种进退失据的困境和行力还是不行动的两难选择中,而无法象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那些信仰进步观念的英雄那样勇往直前了。他发现自己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进步观念、没有理想信仰体系的社会中,这样生活就是非常艰难而颇费踌躇的事了。于是在他的行动和认识之间就落下了不确定的阴影,他越是想要使自己行动起来,就越是发现人生的荒谬性和行动的无意义。因此他就常常怯于行动而不能不延宕,或者说行动的前提是乐于等待。所以我们看到,他往往不是向外行动,而倒常常退回内心,在其中创造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沉思和反省。而反省的结果又使他发现,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而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懦夫,他只有安然不耻地面对这一发现的结果,才能多多少少地保留一点英雄的色彩。这具有尖锐的讽刺意义又具有深刻的悲剧意义。因此方鸿渐之所以在孙柔嘉的痛斥以至于痛打之下而不思振作,就不仅仅是因为怯懦,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深知一切努力都没有丝毫补益和意义。这也是他在一切压迫和打击面前退缩的根本原因。
(4)因此,方鸿渐的性格病态,不是一般的个性气质问题,而是人生信念的失落、存在意义的匮乏。这是一种危及根本的致命的时代疾患。正是由于对整个人生感到悲观绝望,方鸿渐的个人生活也便失去了目的,行动没有了意义,即使有所行动也必预先“不存奢望”,甚至“抱最大决意来悲观”,准备着接受失败。这样一种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思想行为方式,当然只能招致失败,败得一塌糊涂、输得一无所有。也正是由于觉得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上理性难以把握生活,个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方鸿渐便索性以非理性的盲动来对待生活,即他所谓的“碰碰运气”。这样当然只能碰得更重,跌得更惨,颓唐得更快,失望得更彻底。《围城》对此作了精细的描绘:方鸿渐碰运气式的对待个人生活,盲目地到处漂流,却“必然”地在每一个地方都得到失败、压迫和束缚,于是只能本能地转身逃跑。如此不断反复而一无收获,却蒙受了惨重的心理创伤,付出了心灵死亡的代价。所以他每“离开一个地方等于死一次,自知免不了一死,总希望人家表示愿意自己活下去”。
(5)方鸿渐的这种病态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整个现代人生中是相当普遍的,因而在世界现代文学中得到了普遍的反映。比如福克纳的《暄嚣与骚动》中的人就是“他的不幸的总和”;而马尔罗的《人之命运》中的一个人物则干脆认为“人相当于他的痛苦”。由此可见,方鸿渐的病态性格有着普遍的文化定性。他的内在天原当于他的痛苦”。由此可见,方鸿渐的病态性格有着普遍的文化定性,他的内在矛盾也就是现代文明本身危机的一种表现。正是现代文明的病态发展,导致了现代人生的病态,使得本应是充满生趣的生命对现代人来说,变成了一种生无趣死不易的、不死不活的刑罚。现代文明的弊病也由此得到了深刻的掲示:它并未使人获得一种健全的人生和健康的人性,相反地却剥夺了人的理性、信仰和力量,使人备受压抑、束缚和异化,处于孤独无依、空无所有以至于无路可走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p208-216